【以案释纪】如何区分亲属间正常馈赠与贿赂

【典型案例】

刘某，中共党员，A市原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曾任A市B县城建局局长，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等职。2008年至2015年间，刘某先后利用担任B县城建局局长，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、A市住建局局长的职务便利，多次为其弟弟刘甲挂靠资质承揽工程项目、违规办理企业资质等事项提供帮助。其间，借刘某家庭购房、购车、孩子出国留学之机，刘甲先后以兄弟互相帮衬为由送给刘某人民币共计120万元。

另查明，刘某还收受其他人所送房产、现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。

【分歧意见】

本案中，对于刘某收受其弟弟刘甲所送钱款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。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：刘甲是刘某的亲弟弟，双方关系特殊，近亲属之间的财物馈赠不宜认定为收受礼品礼金，更不宜认定为受贿。刘某利用职权帮助弟弟承揽工程、办理资质的行为可视情况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或违反工作纪律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：刘某利用职务便利，为其弟弟谋取不正当利益，收受其弟弟所送120万元，具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性质，应当认定为受贿。

【评析意见】

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。

一、是否存在权钱交易是馈赠与贿赂的本质区别

正常的馈赠行为是亲友之间以感情交流为基础的财物赠予，与接受财物方的职务身份无关，也不存在“收买”的动机；以馈赠为名给予对方财物，请托对方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，意图以财物换取对方的职务行为，则是“包装”后的贿赂行为。因此，是否具有权钱交易性质是馈赠与贿赂的本质区别。

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区分贿赂与馈赠，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、综合判断：（1）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，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；（2）往来财物的价值；（3）财物往来的缘由、时机和方式，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；（4）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。

本案中，刘某与刘甲虽然存在亲属关系，但其收受刘甲所送钱款的行为已超出亲属间正常馈赠的界限，具有权钱交易性质。

二、如何判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

首先，从财物往来的背景及财物价值看，作为亲属间的馈赠或人情往来，往往发生在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等时间节点，财物价值往往不超过正常合理的范围。本案中，双方家庭年节期间互有往来，相互馈赠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的年节礼品。但上述大额钱款的收送背景与时间均与年节、婚丧嫁娶等无关，且各笔均在20万元以上，尽管双方系亲兄弟关系，但收送财物的情形及数额明显超出了正常人情往来的范围。

其次，从财物往来的缘由和时机看，刘甲送给哥哥刘某钱款的行为均发生在刘某为其承揽工程、办理企业资质前后，所谓帮衬哥哥购房、购车等只是送钱的借口。在案证据也排除了基于亲情关系的接济、救助等情形，如刘某当时的家庭财产足以支付购房、购车款；刘某、刘甲兄妹共5人，其他兄妹家庭经济条件均逊于刘某、刘甲，但刘甲从未拿出大额资金接济其他兄妹。

再次，从双方的主观认知看，均指向权钱交易的心理默契。刘甲称其承揽相关工程、企业发展均离不开哥哥刘某的提携帮助，给予刘某钱财的目的是感谢哥哥利用职权为其谋取了大量利益，嫂子（刘某妻子）还曾多次提醒他不要“忘恩负义”。刘某对此亦予认可。可见双方对收受财物的权钱交易性质有着清晰一致的认识。

综上，通过综合分析刘某收受刘甲所送财物的背景、时机、金额以及刘某利用职权为刘甲谋取到大量不正当利益等因素，足以认定刘某收受上述120万元构成受贿罪。

三、亲属间行受贿行为调查取证中应注意的问题

对于受贿犯罪，刑法只对收受财物方的身份作出了规定，即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但没有对行贿方的身份作出规定，因此理论上不论行贿人是何身份，只要符合该罪构成要件，便足以成立犯罪。但实践中，由于亲属之间存在不同于一般行受贿双方的特殊关系，因此认定亲属间行受贿犯罪比其他人员的行受贿犯罪更为复杂，难度也更大，除了通常行受贿犯罪需要搜集的证据以外，还应当注意搜集以下证据：

一是足以否定人情往来、亲情馈赠因素的排除性证据，包括：（1）接受财物一方是否存在经济困难，确实需要亲属接济、救助的情形；（2）是否存在正常借款的情形；（3）是否存在其他共同财产关系，如共同继承、共同承担家庭债务等；（4）给予财物的时机、财物的价值大小，是否存在年节、婚丧嫁娶等收送背景。

二是足以认定给予财物与谋取利益具有显著“对价”关系的证据，如：（1）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，即双方对权钱交易的主观认知；（2）所谋取利益的性质，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，财产性利益（如招投标、承揽工程等经济活动）还是非财产性利益（如上学、就业），实际谋取的利益大小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性程度等；（3）给予财物的方式，是否采取较为隐蔽、刻意掩盖财物来源的手段、方式，如使用他人银行卡，实际占有房产、车辆却不过户等。

（来源：安徽纪检监察网）